研究综述范文

　　摘要：李贽是我国明代重要思想家，他提出的“童心说”、“琴者心也”等音乐思想，在我国音乐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代的音乐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其思想来源、音乐美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

　　关键词：李贽思想来源音乐思想

　　李贽是我国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其重要著作除《焚书》外，还有《藏书》、《续藏书》及《史纲评要》等。他的思想及理论涉及范围较广，多年来学界对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佛学、儒学、美学、史学思想等方面，也有对其整个人生发展全过程的考察与分析。而他独具创新性的音乐理论及其产生的根源，则受到了音乐学界的关注。

　　高峰在其《李贽人生简论》一文中提到了李贽的传统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他后来思想的形成的前提条件。作者认为他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其思想构成较为繁杂，心学、禅学、道家对其思想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戴峰也认为心学、禅学和道家对李贽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禅宗思想启示了他，使他从禅学之中吸取合理的营养，重视“本心”、“真心”，并构筑了“童心说”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作者在《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xx年第4期）中还提到李贽的思想与庄子思想相似，不过，作者还在文章最后指出，“童心说”的理论渊源也并不止于禅学和庄学。

　　左东岭和杨雷的《禅宗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中则认为，李贽提出的初心、本心及真心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指人心空虚明净的本然状态，并与后天被熏染过的世俗之心相对。李贽视童心谓虚净空明之体的见解，直接导源于其禅宗思想，就是以《金刚经》为基本经典的慧能南宗禅的基本观点。因此他们赞同禅宗思想是李贽“童心说”思想产生的根源。

　　蔡仲德在其《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李贽的美学思想基本精神是重视自然、重视真，其基本倾向是道家的，是对道家美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吴静的《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中，在分析李贽音乐美学思想来源时，基本上接受蔡仲德先生的观点，即认为李贽思想综合了儒道两家，改造和超越了儒道两家，而根源上还是在道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余京的《从李贽的“童心说”看莫扎特钢琴音乐作品的性格特征》（《歌海》20xx年第3期）与肖红娜的《李贽“童心说”对先秦儒道的继承与发展》（《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xx年第1期）等。

　　而石教余与向德富则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作为古代的重要思想，对于李贽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论先秦儒学对李贽思想的影响》（《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xx年第3期）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李贽的反孔批儒曾起了启蒙、解放思想的作用，其曾受到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不容回避的事”，但是仍要看到其基本思想对儒家观念的倾向。还有学者认为，虽然李贽思想的组成是多元的，传统儒、墨、道、法等家思想都是其思想的来源，但墨家思想是其重要的来源之一。赞成这一观点的文章是薛柏成和杨秀慧的《论墨家思想对李贽思想形成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xx年第2期）。作者认为，李贽在其《墨子批选·卷一兼爱》中大胆地批驳了孟子的学说而表彰墨子的理论，这足以反映了李贽极力推崇墨子学说。另外，作者认为李贽受墨家思想影响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与同样崇尚墨学的学者焦竑交往甚密，而焦竑的“异端”思想对李贽有着一定的影响。

　　虽然这个问题仍有分歧，但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都是同意蔡仲德的观点，即李贽的音乐思想的根源是在道家。李贽的音乐思想来源究竟是墨家、道家、法家，还是儒学、庄学，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似乎学者们的观点都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各种思想的影子，这也成为其独特的音乐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

　　正因为李贽思想来源的多元化，才使他的音乐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其音乐思想的文章、著作已大量存在。蔡仲德在《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李贽生平，然后从“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以自然之为美”、“诉心中之不平”、“声音之道可与禅通”、“琴者，心也……所以吟其心也”等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李贽思想的来源、特征及其音乐美学理论的内在涵义。

　　关于“童心说”，杜洪泉《论李贽“童心”说与音乐主体性原则》（《惠州学院学报》20xx年第1期）中论述到，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对音乐的束缚，提出“童心说”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明中叶以来音乐主情性思潮。吴静在《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中，从对“童心说”的分析入手来认识其音乐美学思想。文章中介绍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其音乐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与思想来源。作者认为“童心”说是其音乐理论的基础。在于平《徐渭、李贽、汤显祖、李渔乐舞思想述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吟其心”作为李贽乐舞思想的基本点，是有其特定内涵的。所谓“吟其心”是吟其“童心”，而李贽的“吟其心”之所以重吟心之“初”与心之“真”。作者认为其动机有二，即重乐之“今”与乐之“情”。

　　关于李贽的“琴者心也”命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如蔡仲德先生在其《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就曾有过详细的阐述。他认为“琴者心也”是对“琴者禁也”传统思想的公开挑战，“（该命题）使琴由禁欲主义的工具变为自由表现‘童心’、自由抒发情性的手段”。另外，叶明春、苗建华等人在其各自的博士论文中也阐发了类似的看法。而修海林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一书中论及李贽的“琴者心也”命题时却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并非所有讲‘情性’的，就必是反传统的或绝对的离经叛道”；“琴乐的教化功能和表情功能就同他们各有不同的音乐存在方式一样，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排斥的关系”。

　　王维的《对李贽“琴者心也”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xx年第4期）在对“琴者，心也”命题的评价上和蔡仲德有所区别，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内部批判关系，并未裂变出儒学范畴之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文章主要从儒家思想在明代历史条件下的转型着眼，论证了“琴者，心也”命题与“琴者，禁也”命题之间在内在理论上的继承性。胡健和张国花《从<琴论>看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求索》20xx年第5期）的主要观点是“吟其心”的琴论是以童心说为美学基础的。文章中还提到“琴者……吟其心也”的命题是其童心说在音乐美学中的具体化，也表现了他对音乐的艺术个性与风格多样的尊重与向往。孙杨在《浅谈以李贽为代表的反“淡和”主情思潮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提到，“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是李贽音乐美学思想对琴论史的重大突破。作者认为，这一命题是对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琴论史的颠覆。

　　以上这些文章大多是研究李贽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品，基本上能反映和涵盖李贽最为重要的音乐思想内涵和价值。除了研究其音乐思想的文章外，也有专门评价其美学思想贡献的文章。例如：谢真元在《中华美学史上的明珠——李贽童心说的美学贡献》（《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xx年第4期）中认为“童心说”的美学价值可与天地相始终，理应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他还认为“童心说”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潮流。其理论思维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不仅对于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作者对于李贽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也是非常恰当的。

　　目前研究李贽的美学思想的文章已有一些，但是大多是就“童心说”这一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似乎评价李贽其它音乐思想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并不多见。因而本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研究与总结，使李贽音乐思想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挖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西安：世界图书出版社.20xx年版.

　　[4]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